第一百九十三章 商人運貨的厘金列表[第1頁/共4頁]

一旦崇禎天子欲在這一地區增加稅收，“蘇鬆重賦”便成為反對加派的合法來由。更何況，固然晚明期間朝野黨派林立，但人數浩繁、財力薄弱的江南籍官員無疑占了上風。從崇禎元年至崇禎十五年，內閣成員共37人，除1人未記錄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占總人數的70.2%。同一期間的內閣首輔，幾近清一色為江南人，中心決策層呈現了“一邊倒”的地區構成，導致了江南人把握決策權、話語權。

崇禎明白自從加了三餉在賦稅上，現在是，征無可爭，大明朝已經是烽火四起，官逼民fan了。崇禎十五年初，大明的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邊來的稅款隻要幾萬兩，戶部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冇有充足的大米放逐糧，戶部就買雜糧充數。

明朝末期為籌集抵抗後金入侵和彈壓農夫叛逆兵費，在田賦之上另加三餉，稱三餉加派或分外提編。三餉最早始於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式加派則起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遼餉加派。規定天下地步每畝加征遼餉5厘，前後三次，每畝計加征9厘。崇禎時又有助餉（每畝田賦銀1兩加征1錢）、均輸（每畝田加征1分4厘）、剿餉（每畝田加6分，專為彈壓農夫叛逆用）、練餉（每畝田加征銀1分，天下要加足734萬兩）。此中以遼餉、剿餉、練餉三項為首要附加。

大學士陳演就持續講著第二幅圖例，“以往，我大明兩京十三省二百三十六個稅場，印信較簡樸，凡是開個便條上麵蓋上印章便可成為‘交’稅的憑據，‘交’稅者則在衙門征稅官的賬冊上的名字下方按指模，由此一來就給那些衙門征稅官供應了高低其手的機遇。

全部大明那這麼低的稅率，國庫的財帛對付普通的當局開支是充足的，但一旦碰到動亂、兵戈如何辦呢？

比如，少報貨量，西江上的商家少交稅，稅廠得背工；比如稅廠向商家加收稅款，加收的錢不上報，裝進私仆人袋；比如收稅小吏讓販子出錢給本身的下級送規禮，一送就是一千、乃至一萬兩銀子……

為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天子當中，崇禎不但算不上是最為昏庸的一個，並且完整能夠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天子，正如他本身所說：“朕自禦極以來，夙夜焦勞。”

明末最大的承擔來自田賦，而人丁，從洪武以後根基冇漲過，逃稅嚴峻，明朝官員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人丁銀聊勝於無。

有明一代，人丁數最多為1000多萬戶，人丁銀為140萬擺佈，不管是占正賦2100萬的比例，還是加了三餉4100萬後的比例來看，都隻是一個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