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第2頁/共14頁]

2、經心的考異。隻要實在纔有代價，隻要有代價才氣具有鑒戒感化。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停止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支出註釋以外，又將各種分歧的說法和辨彆來由加以逐條申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因為考異中“決定幽隱，校計毫厘”的鬆散態度，大大加強了史著的可靠性、實在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感化。而這類著史體例，為後代史家相沿，清朝以考據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恰是沿著這條門路生長起來的。

學習刻苦

慶曆四年（1044年），服除，授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皇祐元年（1049年）被薦為館閣訂正，同知太常理院，是年為貢院屬官。皇祐四年（1052年）遷殿中丞，除史館檢驗，修日曆，改集賢殿校書。至和元年，知幷州事龐籍辟司馬光為通判幷州事。嘉祐三年（1058年）遷開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禮部尚書。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進知製誥，辭，改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司馬光進入宦途後，表示出他是個為維繫名分禮教而勇於極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麥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禮用鹵簿儀仗，司馬光反對這一決定，以為近習之臣用此禮，分歧名分。夏竦死，朝廷賜諡“文正”，司馬光以為這類至美諡不能賜給夏竦這一類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以董妃 秩微，不能對她施以此禮。鹵本子用來賞軍功，更不能施於婦人。仁宗暮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偶然於此，一時群情紛繁，“國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馬光多次陳述此事乾係嚴峻，最後英宗得立。他反對按陰陽書上一套，彆的擇地葬仁宗，謂“陰陽之書，令人拘而多畏”。司馬光重名分，重禮教，以此作為理政行事的底子原則。嘉祐六年，司馬光在劄子中說：“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乾係到社稷的興衰存亡。司馬光厥後的政論史論，一再反覆如許的觀點。司馬光的史學思惟和他的政治思唯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