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順治帝“下詔求言”為什麼失敗[第2頁/共3頁]

順治帝主政後，麵對著各種鋒利的衝突。為此，他采納了幾項首要辦法，此中一項就是“下詔求言”。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諭說：“本年三春不雨，入夏久旱，農夫賦閒，朕甚憂之。意朕躬出缺失歟？祀享有不誠、詔令有不信、政事有未當歟？抑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肯實心為國，荒廢職業，乃至恩情不下逮歟？抑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沽名釣譽，持祿養交，無濟於實事歟？抑官方痛苦無所控告，處所各官不以實上聞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凡有關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奏，毋含混兩可，毋藉端暗射。若所言公道，切中不對，朕不憚改。”（《清世祖實錄》，卷74）這道上諭，言詞不成謂不誠心，希冀不成謂不殷迫。

1650年（順治七年）冬多爾袞歸天，接著順治帝親政，又顛末一年多的政壇風雲，這位15歲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把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

正因為解纜點存在題目，以是順治帝對於群臣的定見和建議，並不當真對待，常常束之高閣，置之不睬。順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朱之弼上疏說：“順治十二年下詔求言，表裡千百疏，部複未見實施。臣請此次應詔章疏，倘有事關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賜訊斷。”（《清世祖實錄》，卷136）一方麵指責群臣“虛文塞責”，一方麵對群臣的章疏視若無睹，不睬不睬，豈不是葉公好龍，大臣們那裡還會有建言獻策的主動性？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作深切的切磋，看看“下詔求言”以是落得個失利的啟事，我們會發明，底子啟事不在彆處，恰是在大力倡導此事的順治天子本人身上。

在今後的幾年裡，近似的上諭還發過好幾次。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變更官員的主動性共同應對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所麵對的嚴峻情勢，這應當說是一個很高超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