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所以為歐洲，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第1頁/共9頁]

本文來自《讀書》雜誌，作者朱尚同

樂民先生對人對事對學問既平允通達，又以誠為性命，凜然有節概，一以貫之的是民\主和科學的五四精力。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事末印送的致朋友書中說：“從陋室（“芳古園陋室”，樂民先生家）向外望去，這個社會，這個天下，卻令人憂思不竭，這些憂思常流諸筆端。”又說：“平時看書和所思所想仍然不離中西汗青文明方麵的比較研討，以便在比較中加深西方‘發矇’活動對一個民族複興的悟解，蓋橫踞心中者，常覺吾國吾民尚需發矇。”在另一文中更孔殷地說：“吾國吾民多麼不該該斯須忘懷德先生和賽先生留下的任務，那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和本分。”他寫這些話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週三次，每次四小時血液透析已進入第八年的時候，而念茲在茲還是這民族複興之道。套用白居易與元九書便可見他“行守高潔，誌在兼濟，奉五四精力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文”。韓鋼說他“俄然西去，對他或許是超然了”，是由文及於人而曉得樂民先生的。樂民先生自稱和胡繩先生一樣，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比及

樂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給我的一封長信中，曾談到研討馬克思的題目。他說他不是“政治家”，而是“墨客”，角度分歧。他偏向於把馬克思看作西方思惟史中的一員，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獨一。六十年代，他一次插手周總理訪問外賓，周總理俄然對座中的中國人說，要好好研討阿奎那，但為甚麼？周冇有說。直到八十年代，找來讀了，發明阿奎那把“人”的熟諳從“神”那邊部分剝離出來了。“我由此沿下來，通向了康德以及馬克思的‘人是目標，而不是手腕’，我厥後弄懂了對人的熟諳是西方思惟史一條不成斯須離也的熟諳線路。由此我自發大開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光陰蹉跎，朝聞道夕死可矣。”

樂民先生說，這些都是淺顯的大事理，但需求把它斬釘截鐵地講出來，寫下來，需求用理性來降服前述的豪情和理性的衝突，還要降服極度民族主義的情感。樂民先生明白說：“我曾經認同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是‘東方文明’或‘中國文明’的世紀，以及有一天西方文明的危秘密靠‘東方文明’來‘挽救’等等。但是這些觀點在我的腦筋裡冇能逗留太久，很快就被我本身否定了。”

“文\革”結束了，中國最富潛力的老一輩也已殘落將儘，在少數倖存者奮展餘暉的同時，樂民先生當即緊追西南聯大、燕南園（老）清華園……的文脈，寫了一多量書和文章，對這些老題目提出了很多新觀點。這當然起首因為這些先賢給了他充分的營養，但更因為期間畢竟分歧了。陳序經、張東蓀等等先生們，在當年確是站活著界潮流高度的學者，但他們大多冇有完整經曆過共和國這幾十年的滄桑幾次。顧準這位了不起的思惟家，也冇有經曆過國度鼎新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無從曉得在如許“崛起”中呈現的題目和隱憂。就天下範圍而言，這半個多世紀也呈現了一係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竄改，本錢主義非複當年我們所瞭解的本錢主義，社會主義也完整不是當年所瞭解和實際的斯大林形式的社會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