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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出自吳宓先生的日記，是七七事情發作後的第七天，兩人飯後漫步閒談時說的。陳寅恪以為，拱手讓出華北而乞降，還能保住華南以偏安，將來或答應以垂垂規複國土。若戰則全域性淹冇，中國永亡矣。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這類軍政官僚團體趨勢於讓步的環境都未竄改，國黨中心黨務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寫道：“……憑心論之，目前能以支撐大局，果斷不撓者，亦似隻要彼（老蔣）一人。自餘之文武大員，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諸口者，比比皆是，終以蔣先生之聲望，不能不斷對從命，忍耐痛苦，對峙到底。汪先生之離變，正為普通有知識者之代表。”

後代有本描述文人南遷的書叫《南渡北歸》，書名便是援引於此，但未免有些分歧適，文人們並非一個個都像陳寅恪那麼悲觀。

後代罵胡適的人很多，啟事即為主和。但是主和者並非胡適一人，學術大牛陳寅恪和吳宓先生，他們在抗戰初期也是主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