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文藝女青年·[第2頁/共3頁]

石評梅身後，她成了一個冇有朋友的長途旅人。她說：“這時節我被浸在哀思的海裡，我但願早點死去，我每天喝酒抽菸，我試作慢性的他殺。”

當時候，辦刊物的民風並不降落，在幾個朋友的儘力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

隻讀過她的作品而冇見過她的人，多數覺得她是一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本身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品德：“在文章裡，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統統的傷痕和被騙的究竟，我隻要在寫文章的時候，纔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獨一的工具，但在實際餬口上，我倒是一個開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時――也不是用心的無病嗟歎，說也奇特，隻要我甚麼時候寫文章，甚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垂垂遮滿，深深地沉到哀痛的地步去，隻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即轉了色采……”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以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茅盾說：“《曼麗》集合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胡想的豪情花衫，並詭計重新估定人生的代價。她此次創作思惟的竄改有小我的身分，但主如果社會的影響。促進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小我餬口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期間的暴風雨的震驚。”

在這類思惟主導下，她寫了中篇小說《歸雁》。她說：“在《歸雁》中，我有著熱烈的呼喊，有著熱烈的尋求，隻可愛當時節，我腦筋裡另有一些封建期間的餘毒，我不敢高叫突破禮教的藩籬。但是我內心卻燃燒著這類巴望，因為這兩唸的不調和，我受了痛苦，最後我是被舊權勢所克服，‘那一隻受了傷的歸雁，仍然負著更深的哀思重新去流散了’。”

到上海後，她擔負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持續著她的寫作餬口。她支出未幾，餬口很苦，常是滿麵笑容，向朋友感慨本身的運氣，叱罵男人和愛情害了她。北京，是她自幼發展的處所，對她來講，有著特彆深厚的豪情。一封朋友的來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邊，她擔負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黌舍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晤，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胡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豪情，也消逝得乾清乾淨了。”第二年，她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與老友石評梅成為同事。石評梅的戀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於北京歡然亭。廬隱以此為素材，寫了《象牙戒指》。廬、石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倆整天以煙打發光陰，以酒遣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