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有所用，用中又學[第3頁/共3頁]

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綱領，自不成易。薛福成在曾國藩歸天後批評道：“居恒以隱患方長為慮，謂自強之道，貴於寸銖堆集，一步不成蹈空，一語不成矜張。其講究之術有三：曰製器，曰黌舍，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何嘗不幾次請安，其他如練習洋船、練習軍隊、遴選小童出洋肄業，不過為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何嘗一日忘也。”

學，不見得有所成，但不學，必無所成。

因為鴉片戰役，曾國藩開端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有了最後步的熟諳。鹹豐七年(1857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朝野有識人士才如夢初醒，認定國勢已處於積弱之下，藩籬既撤，流派敞開，戈矛兵器遠不及外人槍炮的鋒利。在疆吏當中，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開端死力倡導自強活動。

學有所用，用中又學。如此循環來去，纔會學有所成，終有所用。

19世紀60年代，處以是曾國藩為首、中心以奕訴為首建議的洋務活動，有其特定的汗青前提，那就是“內憂內亂”。“內憂”即承平天國活動，“內亂”即西方本錢主義的侵犯。這就決定了洋務活動的兩重目標性――對內彈壓農夫反動，對外禦侮自強。洋務活行動為近代化活動，其進步意義不成低估。